六四事件37周年，在东京
漫长、枯燥的集会，却仍有意义
(The English edition is here)
1989年6月，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在北京进行抗议活动的学生与市民，即所谓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违背了历史的潮流。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启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却选择了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然而，37年后的今天，六四事件仍未获得平反，中国国内至今仍不允许在公开场合讨论事件，也不允许举行悼念活动。在全球威权主义重新抬头、民主主义面临危机的当下，这段历史不仅未能得到正视，反而离人们越来越遥远。
2026年6月3日，一场纪念并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集会，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举行。在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所谓“润日”）人口迅速增加、中国国内控制再度加强的背景下，37年前的那场事件，如今又会被如何讲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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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北京与今日的香港
6月3日下午六点，在台风过境后格外清爽的傍晚，六四天安门事件悼念集会在东京早稻田奉仕园斯科特礼堂举行。与此同时，现场还举办了“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展——《当记忆成为罪名》”，而此次集会则被定位为该展览的纪念讲座。
出席集会者阵容颇为引人注目，包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以及曾担任1989年天安门抗议学生领袖的吾尔开希等人。此外，来自维吾尔、西藏和香港的人士也有不少。
活动开始后，中国记者王进忠、日本前众议院议员牧野圣修，以及阿古智子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在开场的几个演讲中，很多讲者论述当年的天安门事件与近年来持续发生在香港的政治打压之间的联系。
例如，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牧野先生在肯定六四天安门事件历史意义，讲出“当年中国学生为了本国的自由与民主而挺身而出”之后，表示：“源于八九六四的那股潮流已经延续至香港，并形成了新的潮流。”同时，他也呼吁社会继续支持香港的运动。
阿古教授则提到，在自己曾留学的香港大学内，纪念六四的雕塑“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已经被拆除，并谈及如今在香港已无法再公开举行六四悼念活动。
在此次悼念集会上，最能体现香港年轻一代存在感的，或许是以东京为据点、由香港人组成的人权团体“Lady Liberty Hong Kong（香港自由女神）”代表李伊东。李伊东在发言中提及目前仍被关押在香港监狱中的众多政治犯，并呼吁人们不要忘记37年前同一政权所实施的武力镇压。他说道，
“政权最害怕的，是人们拒绝遗忘、拒绝沉默。”
在会场入口处，工作人员还向参会者发放了目前正在狱中绝食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邹幸彤的声明。
西藏与维吾尔族的声音
此次集会的讲者中，也有一些被中国政府归类为“少数民族”的人士。
达赖喇嘛尊者驻日本代表处（西藏流亡政府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杰尔波·阿里亚（Tsewang Gyalpo Arya）将天安门事件与针对藏族的压迫联系起来，认为两者属于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压迫。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亚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也完全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贡献。”但他同时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摧毁了这个文明，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专制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田中赛吾特（田中サウト）则表示：“如今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一切，是天安门事件的延长线。”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天安门事件是一场过去的悲剧，那么如今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则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悲剧”，“记住天安门事件，意味着反抗中共对历史的抹消；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发声，则意味着阻止未来的悲剧发生。”
疲惫的听众与雄辩的昔日领袖
除了上述发言者之外，现场还有许多其他登坛演讲的人士。整场追悼集会的演讲环节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约1小时50分钟）。当一场接一场的发言不断延续时，听众难免开始感到疲惫。
大约在活动进行一个半小时后，我环顾观众席，发现不少人已经开始玩手机，甚至有人闭着眼睛，看上去像是睡着了。考虑到在日本，大学的课程通常也只有90分钟左右，观众逐渐对如此漫长的演讲感到乏味，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随着集会时间拉长，会场内渐渐弥漫起一丝倦怠感。然而，让现场重新焕发生气的，是吾尔开希的演讲。吾尔开希开场讲到：
“很多人会问，在今天，纪念六四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其实，记住本身，就是被压迫者最卑微的反抗方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反抗。”
随后，他继续慷慨陈词：
“暴政最害怕的，是我们不害怕。专制者最希望的，是我们绝望。”
然而，随着演讲时间不断延长，会场中的疲惫感又渐渐回来了。甚至连在场工作人员，也有一瞬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即便如此，这位昔日的学生领袖依然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口才。我想到：毕竟，他是那位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天安门广场上鼓舞过无数学生的领袖。
不过，在吾尔开希的演讲中，有一个地方让我产生了疑问。
那是在他谈到日本的时候。他先称赞“安倍晋三是一位伟大的国际领袖”，随后又表示，“现在，安倍晋三的继承者，高市早苗首相上台了。希望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要像个民主国家的样子。”
我产生疑问，并非出于我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在吾尔开希之前，有些演讲者对日本国内的人权与民主议题表示了其忧虑。例如，日本国际特赦组织副理事长北井大辅在发言中，对高市政府推动的《反间谍法》表示担忧。4月23日，国际特赦组织曾与其他公民团体共同向日本首相提交请愿书。请愿书讲到，虽然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可以理解日本政府推动制定《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但相关立法不应侵害基本人权与言论自由（此外，阿古智子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日本在历史记忆传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正因为此前演讲包含这些内容，听到吾尔开希的这个发言时，我不禁想到，他是否另有深意。
活动结束后，我有机会与吾尔开希本人交谈。当我问他上述发言的意图时，他回答说：“日本没有必要害怕中国，应该更强硬地、明确地表明其立场。很多时候，日本害怕中国，超过了中国害怕日本的程度。”原本我还想继续追问他如何看待北井副理事长关于《反间谍法》的批评，但是我发现，人们已经在我后头排起了长队，于是我便结束了此次交谈。
一般而言，在日本从事人权议题的公民团体，往往对自民党历届政府持有批判态度。例如，安倍政府时期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对《广播法》进行的解释变更，以及政府对NHK节目内容施加的非正式压力等，都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
看到日本公民活动人士与吾尔开希之间这种微妙的错位，我不禁想起刘晓波对吾尔开希的评价——“近乎于存粹、透明的无知”（《末日幸存者的独白》p.112）。
结语：漫长且单调的集会，但仍有其意义
在演讲结束后，会场举行了悼念死难者的烛光追思会（Candle Night）。近乎两个小时的活动，就此结束。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活动？
毫无疑问，在事件尚未被平反、死难者名誉尚未恢复的今日，继续讲述六四天安门事件、持续发出声音，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坦率地说，对于这场活动的形式与内容，我仍不免产生一些疑问。
首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长的演讲使不少观众感到疲惫和乏味。此外，由于讲者的背景过于多样，整场活动的焦点似乎也变得有些模糊。除了六四之外，香港、维吾尔、西藏所遭受的压迫，以及日本当下的问题，都被涉及。各种议题接连出现，让我不禁困惑，这场集会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活动结束后，我采访了一位多年来持续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日本人权团体人士。他表示：“我也曾建议，是否可以适当减少发言人数。但毕竟一年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好像很多人都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也向一位主办活动的香港人权团体成员提出了类似疑问。对此，他回应道：“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遭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即使背景不同，让这些人聚集在同一个场合，本身就具有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在意。
在整场活动中，“六四是一场民主运动”这一叙事被反复强调（虽然并非所有人，但是还是很多讲者表达了这个观点）。按照这种叙事逻辑，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事件中的死难者，是为了中国民主化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生命1。
然而，若回到1989年的历史现场，当时的学生运动其实很难评价是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虽然，学生运动当中或许存在一些一贯的诉求，例如要求撤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以及反腐败等。但是，很难说当时的学生充分理解“民主”“自由”等概念；他们也未必拥有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具体构想。
此外，后来的许多证词也显示，一些学生领袖的行为并不符合民主精神。他们拥有负责警卫工作的“亲卫队”，甚至有人利用募集到的资金过着相对奢侈的生活。如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所写：
“我实在想不出在当时的广场上，除了一些口号之外，还有哪些具有民主含义的具体细节。无论这次运动多浩大、多壮烈，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一进入具体问题的处理，所有的参与者们都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177页）
因此，当今被高度理想化的那场运动，在许多层面上其实并没有那么成熟，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正因如此，当我看到部分讲者仍不断重复这种叙事时，难免感到一些违和感。我将这个疑问抛给了一位主办活动的资深华裔记者。他笑着回答说：“那当然。参加当年学运的人里，恐怕没有几个理解民主的。你去问吾尔开希也一样，如果他说自己理解民主，那恐怕是在骗人。”
几天后，我再次见到这位记者。他又补充说道：“归根结底，什么是民主？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中国人其实都没有真正在民主社会生活。但至少，你们这一代人不一样。比如说你，在日本长大；我也有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德国、美国成长。每个人都对民主拥有不同的亲身经验和理解。把这些经验汇聚起来，决定中国未来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民主，这或许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责任。”2
不过，撇开对下一代的期待不谈，八九六四学运被长期理想化乃至神圣化，六四学运这一代本身也难辞其咎。过度理想化一场不成熟的运动——一场高举正义口号，却缺乏成熟民主理念与理性思考的运动——是否真的能够推动中国乃至整个华语世界的进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场集会在组织形式和内容安排上，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然而另一方面，悼念死难者、传承历史记忆，无疑具有意义。正如吾尔开希所言，持续记住这场事件，本身就是对为政者最有力的抵抗。而从死难者家属的角度来看，持续进行追悼活动，也具有人道意义。正因如此，活动组织者不应满足于“追悼活动本身的意义”，而应该思考如何可以有效地向不了解六四的年轻一代传递这段历史。
活动结束后，我与一位长年关注六四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的日本政治家谈话。他说：“过去一段时间，六四悼念活动确实有过陷入惯性、失去活力（「マンネリ化」）的时期。但今年的参会者明显比往常都多。香港年轻人的加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的确，从活动策划与执行过程来看，香港团体发挥了极其积极的作用。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审判仍在持续进行，也为重新审视六四历史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然而，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言，就安排冗长到令观众感到疲惫的演讲，是否真的合适？这是今后所有悼念活动组织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显然，即使他们并非为民主化事业献身的英雄，他们作为个体生命，依然拥有不可剥夺的价值与尊严。而夺走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公与罪恶。对死难者的悼念，应该基于这种纯粹人道主义立场之上，而非某种经过加工的叙事。
当然，即便拥有华人背景，我本人出生、成长于日本，也拥有日本国籍。难言我是否有能力、或者是否愿意投身于中国民主化。或许，对于许多成长于海外的华人而言，也是如此。